去年6月广盛配资，流散在外200多年的明抄本《宸濠招》重归天一阁，在古籍圈传为佳话。
明正德十四年（1519年）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发动叛乱，南赣巡抚王阳明仅用43天就平定了这次叛乱。《宸濠招》一书便是当时刑部审理此案的文件汇编，堪称明代大内秘档，即便在当年，也仅限于在小范围传抄。今天更是难得一见的孤本。
《宸濠招》原藏于浙江天一阁藏书楼，200多年来，先后流转于卢址抱经楼、南浔嘉业堂。抗战期间，虎狼一般的日本侵略军、有军部背景的日本文化机构、各路汉奸、书商无不对其垂涎三尺。幸有以郑振铎为代表的文献保存同志会与之周旋，传世经典才得以保全。200多年后，终于回归天一阁。
天一阁博物院
神秘的《宸濠招》
天一阁博物院古籍地方文献研究所主任李开升第一次看到《宸濠招》实物，就知道这是天一阁旧藏无疑。
《宸濠招》一册，高30厘米、宽19厘米，用明代白棉纸抄成，书页上打着蓝色的细线格子，每半叶十一行，每行最多二十七个字，记载了明正德年间，宁王朱宸濠谋反被平定之后，刑部对此案参与者的口供记录，是明史研究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。
明抄本《宸濠招》
对朱宸濠这个名字，多数读者可能会感到陌生，但提到周星驰电影《唐伯虎点秋香》，您大概会恍然大悟，原来电影里那个留着大胡子、气焰嚣张的大反派宁王，就是造反的朱宸濠。与周星驰电影异曲同工的是，宁王的这次叛乱（史称“宸濠之乱”）堪称有明一代最“无厘头”的一场叛乱。
朱宸濠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后代。他们这一支与明成祖朱棣一脉的恩怨，由来已久。众所周知，朱棣是靠发动“靖难之役”，夺侄子朱允炆的皇位才当上皇帝的。
起兵之初，朱棣素闻朱权帐下军队骁勇善战，于是用计逼他出兵一起“靖难”，而且还承诺成功后与朱权平分天下。可黄袍加身之后，朱棣就把当初的承诺扔到九霄云外去了。朱权虽然不至于把四哥“画的饼”当真，但当他提出想将封地挪到富庶的苏州和钱塘时，却被一口回绝，最后只能在相对偏僻的江西南昌落脚。宁王一支一直对此耿耿于怀。这股怨气终于在一百多年后的正德十四年（1519年）爆发了。
正德皇帝朱厚照堪称明代历史上最贪玩的皇帝，身后留下无数荒唐的传说。正德皇帝虽然荒唐，但对于关系到他皇权的事情却不糊涂。正德十四年，他得知宁王朱宸濠似有异动，于是派特使前去震慑。朱宸濠得到情报，决定将起兵日期提前到六月十四日。这一天是他的生日，照惯例当天江西镇巡三司的高官都会前来为他贺寿，他可以来个瓮中捉鳖，把不愿意造反的官员，一网打尽。
朱宸濠计划从江西起兵，先打安庆，再夺南京，谒陵即位，然后北上夺取江山。然而，他刚起兵就遇到了命中克星王阳明。王阳明不单是明代最杰出的思想家、教育家、心学创始人，带兵打仗也是一把好手。结果，朱宸濠处心积虑筹备十年的叛乱，仅仅持续了43天，就被王阳明平定了。
荒诞的是，正德皇帝听说宁王造反，兴奋至极，给自己封了一个长达22字的官号，要御驾亲征，亲手剿灭叛乱。可他人还没到江南，叛乱已经平定了，不禁大为扫兴。为了哄皇帝开心，太监们把朱宸濠押到南京一处封闭的校场内，让身着戎装的皇帝演了一场亲手擒敌的戏码。这场闹剧才算落幕。
“宸濠之乱”的过程虽然犹如儿戏，但平叛后刑部对相关人等的审讯却有板有眼。《宸濠招》内容共计四种，分别为“追捕江西境内宸濠余党”“已补嫌犯从公会审分别轻重”“刑部奏罚逆劝功”“刑部奏已补嫌犯从公会审分别轻重”。
内容从谋反前术士李日芳说南昌城内东南有天子气，到朱宸濠为了恢复被裁撤的护卫，而大肆贿赂大太监刘瑾、权贵钱宁、伶人臧贤等；从朱宸濠肆意杀害、幽禁江西地方官员，强夺官民田产，到暗中为密谋起兵打造武器，不一而足。就连六月十四日，起兵当天，他杀害不肯附逆的江西巡抚孙燧、按察副使许逵的现场，也如新闻报道一般被记录在案，令人读罢大有身临其境之感。
那么，这样一本大内秘档是怎么出版的呢？李开升告诉记者，其实《宸濠招》并不是一本公开出版物，甚至连正式的书名和封面都没有。“现在的封面是为保护古籍制作的。”卷端只有“刑部等衙门为”几个字。“如果是公开出版物，不会连个书名都没有。”李开升说。从《宸濠招》的“招”字可以看出，它是一本官衙的招供状汇编。
明中期，“宸濠之乱”是一件震动全国的大案，作为原始档案的刑部审讯记录，怎么会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于世呢？李开升认为，如果官方要将其作为高级官员内部传达、学习的材料，发行几百本，不可能采取手工抄录的方式，肯定会组织人刊刻。《宸濠招》之所以是手抄本，很可能是某人私自从刑部档案中抄出来，并作为朝廷秘闻、政治八卦，在小范围传抄、收藏的。
据清初编纂的《天一阁书目》记载，天一阁所藏以“某某招”为名的小册子共有 十册，分别为《宸 濠招》《张文博招》《鲁府招》《武定侯招》《曾夏招》《靖江王招》《楚王招》《充灼等招》《比部招议》《会问犯人刘东山招由》，即“刑部十大招”。
《宸濠招》并非公开出版物，即便在明代也少有人知，这就更加增添了它的稀缺性和神秘色彩。那么，这样一本在小圈子里传抄的“大内秘档”，怎么会入藏天一阁呢？故事还得从天一阁的创始人范钦说起。
范氏天一阁
天一阁博物院
天一阁创始人范钦，字尧卿，号东明，明正德元年（1506年）生于浙江宁波府一个普通的文人家庭。他有着当时堪称典范的人生履历，二十六岁中进士，历任随州知州、工部员外郎、江西袁州知府、福建按察使等职，宦迹涉及半个中国。除了在工部任职时，得罪武定侯郭勋而被短暂下狱之外，范钦仕途总体还算平顺。
嘉靖三十九年（1560年）九月，范钦被升任兵部右侍郎，达到仕途巅峰。不过，一个月后他便遭御史弹劾，落了一个“回籍听勘”的结局。
范钦“生平孜孜，惟书籍是嗜”。早在建藏书楼之前，他便开始求书、抄书、藏书。回乡做寓公的第二年，范钦在宁波住宅东侧建起一座藏书楼，即天一阁。
“天一阁”之名取自《易经》“天一生水”的典故，寓意以水克火，防止藏书楼失火。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美好的寓意得到了上天的眷顾，建成四百余年，天一阁确实没有受到过火灾的侵扰。
明代以降，我国图书出版事业特别繁荣，经济富庶、人文荟萃的江南，涌现出一大批私人藏书家。太仓王世贞的小酉馆、秀水项元汴的天籁阁、连江陈第的世德堂、宁波丰坊的万卷楼都是与天一阁同一时期涌现出的佼佼者。
在明代藏书楼中，天一阁其实并不出挑。当时的藏书家热衷于收藏宋元版图书。范钦由于财力有限，不能大量收购珍稀的宋元旧书，只能从身边着手、从日常工作生活着手收藏当代，也就是明代图书。
李开升告诉记者，范钦为官三十年，交友无数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，因此他的藏书中有许多奏议、地方志、人物传记和案狱、判例等法律文书。范钦曾在工部、兵部任职，非常注重书籍的实用性，因此也收藏了不少与工程建设、河槽水利、财政军务、边疆民族等问题相关的书。作为一名读书人，他对科举考试也很重视，各地历年的科考试题、范文集和考试辅导书，也是他藏书中的一大品类。记者在天一阁博物馆采访时，随手翻开一本展览用的天一阁藏书复制品，发现竟是明代科举辅导书，堪称那一时期的“53”（5年高考，3年模拟），不禁令人哑然失笑。
在当时，这些专业性强、实用功能强的书，并不受传统知识分子重视，更入不了藏书家的法眼。然而，范钦却将它们珍藏进自己的藏书楼。今天我们再一次审视天一阁藏书，发现其收藏是研究明代社会生活、科学技术和文化历史的一座宝库。
其实，天一阁的文化价值在清代就已经凸显出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当年不入流的大路货，变成了珍贵的明代古籍善本。清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年），当乾隆皇帝主持编修《四库全书》时，天一阁进呈了640多种图书，数量、质量堪称当时四大藏书家之首。有道是，福兮祸兮。天一阁藏书大规模散出也由此开始。
有学者将天一阁藏书的散出总结为六次。第一次是明清易代，天下大乱之际。众所周知，鼎革之际，清军经历了长时间、大规模的征伐才在中原立住脚。这不但是中原百姓的浩劫，也是中华文化的浩劫。无数珍贵的古籍善本，在战火中灰飞烟灭。可令人吃惊的是，在那次浩劫中，天一阁藏书仅仅是“稍有阙佚，然犹存十之八”。
相比之下，因进呈朝廷编纂《四库全书》而散出的藏书，则损失更大。虽然乾隆皇帝一再保证，《四库全书》编成后，进呈之书一定发还，但当七阁库书全部抄完后，被征调的图书却进了翰林院，其中就包括天一阁的640多种藏书。翰林院的翰林们虽然都是饱学之士，但显然和孔乙己一样抱有“偷书不算偷”的观念。他们长年累月地从翰林院中盗书，很多书经此渠道流入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市场，其中有许多都是天一阁旧藏。
有学者研究发现，许多从翰林院流出的古籍上，悍然盖着私人藏书印，其中不乏如翁同龢这样的历史人物，不禁令人齿冷。
此后，星散于旧书市场上的天一阁旧藏，大部分入藏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等公营文化机构，也有一些则流失海外，不知所终。
所幸本文的主角《宸濠招》，并不在进呈朝廷的这批藏书之中。不过在向朝廷进呈藏书不久，《宸濠招》便神秘地流出天一阁，被宁波另外一座藏书楼——卢址抱经楼收藏。
卢址抱经楼
《宸濠招》首页钤着三方藏书印，从上到下分别为“刘承幹字贞一号翰怡”“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印”“四明卢氏抱经楼藏书印”，其中前两方是嘉业堂藏书楼的印，第三方是卢址抱经楼的印。这三方印清晰地记载了《宸濠招》散出天一阁后的流转路径——先被卢址抱经楼收藏，后来又入藏刘承幹的嘉业堂。
卢址抱经楼建于清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年），与范氏天一阁、郑氏二老阁齐名，皆为宁波历史上著名的藏书楼。抱经楼虽然比天一阁晚建成二百余年，但作为后起之秀，其藏书规模和质量毫不逊色于天一阁。
抱经楼主人卢址，字丹陛，生于清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。年轻时，他与同时代所有读书人一样，热衷科举，但卢址似乎没有学霸基因，屡试不中，久而久之便对追求功名心灰意冷了。好在卢家祖上是诗礼之家，有数千卷藏书。“躺平”后，卢址开始潜心收藏古籍善本，每得一书，必定细心校阅，废寝忘食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过三十余年的积聚广盛配资，卢址藏书达十万卷。清乾隆四十二年，他在自家宅院东面修建了一座藏书楼，名之为抱经楼。
据说，卢址对天一阁极为推崇，抱经楼不但在样式上模仿天一阁，连藏书管理制度也直接复制了天一阁模式，规定藏书归子孙共同所有，共同管理，俨然成为宁波当地的“小天一阁”。
虽然天一阁藏书的管理堪称业界典范，范氏子孙也严守祖训，兢兢业业守护藏书，但仍免不了“跑冒滴漏”。事实上，宁波当地书肆一直有天一阁藏书零散出现，许多都被宁波当地藏书家收购。著名文献学家赵万里在《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》一文中直言：“凡是宁波旧书肆里遇着皙白干净的明刻白棉纸书，十之八九，都是天一阁的遗产。”他直言不讳地指出，抱经楼藏书中最著名的一批抄本《明实录》，就是天一阁旧物。
《宸濠招》会不会是同一时期流出天一阁的呢？历史漫漶不清，许多细节已不可考。不过，清中期两座藏书楼分别编纂了两套《书目》，通过细心比对研究，中国台湾东吴大学中文博士郭明芳找到了蛛丝马迹。
郭明芳发现，清嘉庆年间，阮元编写的《天一阁书目》中，天一阁所藏的“刑部十大招”只剩下四种，其中并无《宸濠招》的踪影。有趣的是由卢氏所编的《卢氏抱经堂藏书目录》稿本中录有“《刑部问宁王罪案》《兵部问曾夏罪案》无卷数二本，不著撰人名氏”一条记载。
很显然，最迟在嘉庆年间《宸濠招》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流出天一阁，入藏抱经楼，而且卢氏将它的名字改为《刑部问宁王罪案》。
此后不久，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江南，天一阁、抱经楼，以及江南许多藏书楼遭遇了一场浩劫。
清咸丰十一年（1861年），太平天国军队进驻宁波。卢氏子孙避地鄞江桥，歹徒趁机闯入抱经楼，将无数珍贵的古籍善本盗走，论斤贱卖。次年，当卢氏后人回到宁波，发现抱经楼藏书已经丧失大半。幸运的是《宸濠招》或称《刑部问宁王罪案》，又躲过一劫，并未在这场浩劫中湮灭。
然而，抱经楼的厄运并没有结束。清光绪初年(1875年），卢氏大宅遭遇一场大火，宅院被烧了个精光，建在东侧花园中的抱经楼，在劫难逃，只留下一堵饰有“抱经楼”三字匾额的门楼，藏书楼损失惨重。
一场大火烧光了卢氏的气运。据卢氏后人卢杏芳回忆，自此以后，卢氏出了不少不太争气的子孙，没能守护住祖上传下来的藏书楼。
李开升认为，其实这不独是抱经楼的个体遭遇。江南藏书楼往往只兴盛于一两代人，再往后或因子孙兴趣迁移，或因家道中落、财力不济，或因遭遇战乱、水火灾害，或因偷盗，而逐渐散佚。与天一阁前后脚建成的藏书阁，都已风流云散，天一阁能绵延四百年而不倒，绝对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。即便如此，至1949年天一阁藏书仅存13000余卷，不到巅峰时期的两成。
入藏嘉业堂
民国初年，抱经楼藏书只剩下2100余种，只有当年十万卷总量的2%。卢氏后人认为清朝覆灭，科举早废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读这些没用的书了，于是多方寻求买家，想把剩下的藏书打包出售。
起初，卢氏后人求助于著名藏书家傅增湘，想让傅氏帮抱经楼藏书找个好买家。傅增湘在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中提到，希望卢氏能把这批书卖给京师图书馆（国家图书馆前身），可是“政局多故，事遂中辍”。1916年卢氏将藏书打包出售给上海古书流通处，其中就包括已更名为《刑部问宁王罪案》的《宸濠招》。
上海古书流通处，1911年成立于上海，经营者陈立炎原是六艺书局的店主，对古书业有一定了解。鼎革之际，许多江浙大户人家都在往外抛售藏书，陈立炎抓住这波商机，低价收购了不少古籍善本。
上海古书流通处是一家商业机构，收购古籍不是为了收藏，而是为了倒卖。购入抱经楼图书后，他们先联系到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。可就在当年，袁世凯称帝失败，撒手人寰，袁克文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，这笔买卖没做成。
当时能够吃下这么大一批古籍的买家不多，陈立炎很快锁定了古籍收藏界的后起之秀刘承幹。
嘉业堂主人刘承幹
刘承幹，字贞一，生于1881年，浙江南浔人。他的祖父刘镛是当地“四象”之首，主要从事蚕丝、淮盐、房地产等生意，积累了巨额财富。刘承幹的父亲刘安江继承家族产业，并进一步扩大规模，成为江南巨富。
与许多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子弟一样，刘承幹对商业不甚了了，反而对收藏产生浓厚兴趣，走上了买书、藏书、刻书、校书的藏书家之路。
民国初年，许多江南藏书楼无以为继，大量珍贵的古籍善本流入市场。这一时期，很多懂行的日本汉学家蜂拥而至，抢购中国古籍。最令人扼腕叹息的一笔交易是，1907年，陆树藩以10万元的价格，将湖州皕宋楼藏书出售给日本静嘉堂文库。皕宋楼收藏的宋元版本古籍数量之多、价值之高，在海内无与伦比。这样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流入东瀛，国内有识之士莫不扼腕。受到此事刺激，同为湖州巨富的刘承幹开始重金收购古籍善本。
1916年夏天，上海古书流通处老板陈立炎，带着新购入的抱经楼藏书找到刘承幹。有关这次交易，刘承幹在藏书日记中也有记载。
农历七月十二日，陈立炎带着六种抱经楼宋元椠本、九十二种明抄本和十余种明清实录（实录共五百余册）找到刘承幹，宋元本索价一万元，明抄本和明清实录索价七千元。刘承幹翻看了这些古籍后，感慨书倒是好书，但要价太贵，没买。
陈立炎不死心，时隔几天，再次登门拜访，表示明清实录七千元，其余明刻旧抄本十元一本。刘承幹从二百种古籍中，选出了92种约930本精品。陈老板也是痛快人，表示除实录外，一律八折。
此后，又经过几轮讨价还价。八月初六，刘承幹以13600元的价格购得抱经楼旧藏明刻旧抄92种约930本、明清实录10余种500余册。其中就包括名为《刑部问宁王罪案》的《宸濠招》。
经过多年的苦苦搜集，刘承幹共斥资30万银元，将宁波卢址抱经楼、独山莫氏影山草堂、仁和朱氏结一庐、太仓缪氏东仓书库等十数家江南名家旧藏收入囊中。1920年，他在南浔刘氏家庙旁边，“购地二十亩、斥金十二万”，修建了“嘉业堂藏书楼”。“嘉业”二字，源于多年前，溥仪赐刘家的一块“钦若嘉业”四字的九龙金匾。
浙江南浔嘉业堂藏书楼 IC photo 供图
至1930年，刘承幹停止大规模购书时，嘉业堂已有藏书20万册60万卷。刘氏对自己的藏书颇为自得，在每一部书上都盖了嘉业堂的藏书印。嘉业堂也成为民国时期最大的私人藏书楼。然而，当日寇的铁骑踏上江南时，它也成为虎狼环伺的一块肥肉。
夺书暗战
1937年8月13日，淞沪会战爆发。尽管中国守军奋力抵抗，但还是没能避免全线溃退的局面。11月12日，上海沦陷；11月15日，嘉善沦陷；11月19日，日军水路并进，攻入南浔，当日南浔沦陷。
在南浔，日军见人就杀，见屋就烧，沿街电线杆上挂满人头，宛如地狱。嘉业堂藏书楼能躲过一劫吗？海内外文化界忧心忡忡。
令人吃惊是，侵华日军杭嘉湖司令牧次郎造访嘉业堂时，颇为客气，不但表示绝对不会损坏藏书，还对溥仪御赐的匾额和刘氏先人画像“立正鞠躬”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刘承幹在《八十自述》中道出始末。
1936年，刘承幹曾经有一次短暂的大连之行。在大连，经学家王闿运家，他结识了日本人松崎鹤雄。松崎鹤雄早年以大阪朝日新闻通讯员的身份来华，后师从王闿运学习中国古典文化，对古籍善本很有研究。1920年，松崎入职满铁大连图书馆。满铁图书馆隶属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，表面上是一家文化机构，实则一直在帮日本军方收集情报、掠夺中国古籍。
松崎的中国文化造诣很深，按照刘承幹的话说“诗文兼擅”。他与刘承幹一见如故，在大连期间经常“往还酬酢”。
大战爆发后，松崎给妻舅松井写信，托他照顾友人刘承幹的藏书楼。这个松井就是日后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的杀人狂魔——松井石根。
松井石根时任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，给亲戚一个面子、做个顺水人情易如反掌。于是，他将此信交给牧次郎。有了上峰的交代，才有了牧次郎向刘家先人遗像鞠躬致敬的一幕。
不过，鞠躬归鞠躬，日本人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打嘉业堂古籍的主意，最先对嘉业堂下手的就是松崎鹤雄。
人大文学院教授吴真翻阅史料发现，1938年3月，满铁大连图书馆买下了嘉业堂收藏的44本《永乐大典》，牵线人就是松崎。
满铁的胃口，当然不止于此，他们想吃下嘉业堂的全部古籍。此后的两年中，双方一直在讨价还价。满铁愿意出价40万元收购嘉业堂所有善本。刘承幹虽然不情愿，但兵临城下也无可奈何。
1940年2月，有日本军部背景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突然发难，不许满铁插手。他们给出的条件是：第一不要宋元本，第二明清本只出15万日元，第三买的书不带出国，在江湾办学院用，允许刘承幹随时看书。满铁开价40万元，刘承幹都不愿意卖，区区15万日元就更谈不拢了。见刘氏不同意，东亚同文书院甚至动用了军队。
与此同时，日本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，来自北平的二手书商——如文禄堂、修绠堂、修文堂等买家也纷至沓来，他们背后都有伪北平、伪满和日本各个文化机构的影子。一时间，嘉业堂成为一块带血的肥肉。刘承幹哪家都得罪不起，左支右绌，疲于应付。好在竞争者们互相掣肘，一时间高下难分，嘉业堂藏书虽然危在旦夕，所幸还在刘家人手中。
危如累卵之际，郑振铎出现了。在民国文化界，郑振铎是个传奇人物，他不但对文学、翻译、收藏、版本文献有超高造诣，而且嗜书如命,自己的藏书就多达数万册。“八一三”事变后，江南藏书家纷纷抛售藏书，大批古籍涌入上海书市，引来各方竞购。为避免古籍散落异域，1940年1月，郑振铎等人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，大量搜购善本文献，其中最为他重视的就是嘉业堂藏书。
抗战时期的郑振铎
在文献保存同志会《第二号工作报告》中，郑振铎向重庆方面报告，满铁调查部把此前满铁大连图书馆开出的40万加至60万，大有志在必得之势。在接触中，郑振铎明显感到刘承幹承受的压力，而且60万巨款“亦非我辈力所能及”。
在财力有限、对手又特别凶残的情况下，郑振铎决定优化购书方案，先把嘉业堂最有价值的古籍抢救出来。古书界历来以宋元本最珍贵，可郑振铎初步翻看嘉业堂藏书发现，刘承幹所藏的宋元刊本，多为下品，“非不唐唐皇皇，按其实际，则断烂伪冒，触目皆是”。相比起来，他收藏的明代政经军事、击剿倭寇等史料文献，有不少可以补《明史》的疏漏。《宸濠招》正属于这一类书。
在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工作报告中，郑振铎将嘉业堂藏书分为三类：第一类是已经被刘承幹从南浔转移到上海寓所保存，且“我辈认为应亟需保存者”，其中包括部分宋元本、明清罕见刊本、全部稿本和部分批校本。第二类是次要之宋元明刊本及卷帙繁多之清刊本；第三类为普通清刊本、明刊复本及宋元本之下驷。
他提出应力争第一、二类，其余的可以留给刘承幹去搪塞日本人，这样也能“瞒得过外人耳目，不至惊动外人”。
方案确定后，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徐森玉，也从重庆潜回上海，帮助郑振铎选书。有徐森玉助阵，郑振铎顿觉如虎添翼。二人潜入刘承幹的藏书处，阅览半月，终于从2700多部古籍中选出1200余种明刊本和30余种抄校本。不用说，这优中选优的30余种抄校本中就包括《刑部问宁王罪案》（即《宸濠招》）。次年4月，双方以25万元的价格秘密成交。
神秘的散失与回归
文献保存同志会虽然买到了这部分嘉业堂藏书的所有权，但在日军占领的上海，古籍随时都有可能被抢夺。当务之急是赶紧把它们转运到安全的地方去。
1941年夏天，郑振铎选出最珍贵的82种善本，托徐森玉亲自带到香港，9月再辗转运去重庆。剩下的3200余部善本，他通过在邮局工作的唐弢，分为3800多个邮包陆陆续续寄到香港大学，以“中央图书馆”的名义存放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。
“3800个邮包”在当时是多么令人咋舌的数字。让我们设想一下那个场景，在日寇的眼皮子底下，这些邮包被包装、分发、签收。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丝丝入扣，有条不紊，才能保证这些记载了中国古代先人智慧的古籍不至于散佚。这要求每一个参与其中者，都要有超高的责任心、耐心和勇气。
郑振铎曾在日记中，这样回忆抗战时期他在上海的这段经历：
在这四年之间，过的生活很苦，然而很有趣。我从没有这样的生活过。前几次也住在外面过，但只是短时期的，也没有这次那么觉得严重过。有时很惊恐，又有时觉得很坦然……有时，似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，简直不敢回过头去。有时，在电车或公共汽车上，有人注意着时，我也会连忙地在一个不相干的站头上跳了下去。我换一身中装，有时还穿着从来不穿的马褂，眼镜的黑边也换了白边。不敢在公共地方出现，也不敢参与任何的婚、丧、寿宴。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香港也不能自外于日寇的炮火威胁，保存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的古籍岌岌可危。1941年秋，重庆方面决定把这些古籍运到美国，存放到中国驻美总领事馆内。装箱前，为了确保古籍不会散佚，主持转运的叶恭绰带领工作人员，在每本古籍上都加盖了“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”和“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保存文献之章”两种印章。可惜，这批珍贵的古籍还没起航，就被日军查扣，并于1942年被运往日本。幸亏有这两种印章，才给战后的追索留下了无可辩驳的证据。
不过，这是另一个曲折的故事，暂且按下不表，单说天一阁博物馆回收的《宸濠招》。《宸濠招》的封皮和内页并没有钤以上两种印章，也就是说，它并不在运往香港的古籍之列。
天一阁博物院古籍地方文献研究所主任李开升告诉记者，郑振铎在上海不仅到处收集散落古籍，还把最为珍贵的内容进行刊刻出版。战争时期，古籍随时都有灭顶之灾，万一实物毁坏，至少内容可以流传下来。
通过长期调查研究，郑振铎发现，唐宋秘本虽然年代久远，反而刊刻较多，许多收藏在各种文集中，并不鲜见。反倒是元明以来的许多著作，遭到清室查禁、焚毁、删改，“十不存一”。因此，他在寻访古书的过程中，尤为看重明刊本和明抄本。通过经年累月的收集，郑振铎收藏了三百多种明代史料。文献保存同志会无力将所有珍贵的文献全部付梓，只能从中选出最珍贵部分，汇编为《玄览堂丛书》。《刑部问宁王案》（《宸濠招》）便收录在《玄览堂丛书》初集中。
《玄览堂丛书》书影
文献保存同志会将古籍转运去香港时曾钤盖有“中枢玄览”之印，可《宸濠招》上没有这枚印，从另一方面佐证《宸濠招》并没有随“大部队”转移到香港。
台湾学者张锦郎在《抗战期间抢救陷区古籍诸说述评》一文中提到，《玄览堂丛书》有71种古籍，其中26种没有转移到香港，而是被郑振铎留了下来。这些书后来从上海北上，大部分入藏北京图书馆（今国家图书馆）。可《宸濠招》偏偏也不在此列，从未入藏进北京图书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
由于时间久远，资料缺失，当事人也没有留下任何回忆，此中曲折不得而知。不过，通过《宸濠招》卷末所盖的一方“徐恕读过”的印记似乎可以窥见豹之一斑。
徐恕，字行可，号强誃或强簃，湖北武昌人，是近现代藏书家，精于版本目录学。他与郑振铎、张元济、傅增湘、徐森玉等人均十分交好。
1940年，上海《群雅》月刊曾刊登过《宸濠招》的内容，当时注名为“明宸濠案刑部奏疏，四明卢氏抱经庐旧藏，徐恕批校，吴兴刘氏嘉业堂藏明抄本”。“徐恕”的名字赫然在列，不禁引人遐想。郭明芳博士在论文中大胆猜测，“徐恕可能透过这种关系，从郑振铎、张元济等文献保存同志会同人手中借得《宸濠招》观览。其后或因种种缘故，此书未及时归还，遂入徐氏箧中。”
李开升也同意这一观点：“毕竟，如果只是借来看一看，一般人也不好意思把自己的印章盖在上面。”
徐恕去世后，《宸濠招》曾辗转流入中国书店。郭明芳在1982年中国书店总结历年收书情形而编纂的《中国书店三十年所收善本书目》中看到“《明正德十六年刑部衙门招书》明蓝格抄本棉纸一册”的记录。显然，当时书店工作人员并没认出来，此书为《玄览堂丛书》底本，因此根据书的内容，给它起了个名字。
更有意思的是，2002年，此书上过中国书店秋季古籍拍卖会，并以《明内府大库秘档》的名义上拍。《拍卖目录》上写着：“《明内府大库秘档》，一函一册，白棉纸，金 镶 玉，半 匡 21.6cm × 15cm。估 价5000—6000元。”
“那时候网络不发达，我们都不知道，后来这本书被一位台北的私人藏家，以一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买走了。”李开升不无遗憾地说。
几年前，郭明芳受雇于一位台湾藏家，帮其整理收藏的古籍，意外发现了这本失落多年的“明代大内秘档”。凭着深厚的学术修养，他判断此书乃天一阁旧藏《宸濠招》。后来，他大量阅读史料，抽丝剥茧，将《宸濠招》辗转流传的经历梳理清楚，并写了一篇论文——《天一阁藏〈宸濠抄〉流传颠末》投到《天一阁文丛》。此时，天一阁博物馆才发现，这本失落200多年的旧藏惊鸿现世。
2023年《宸濠招》出现在北京泰和嘉成春季艺术品拍卖图录上。“拍卖公司的专家学术功力也很深，他们研究发现这本古籍是天一阁旧藏，所以就联系了我们。”李开升说。
近年来，天一阁博物院启动“天一阁流散书访归工程”，借着这股东风，天一阁一举将《宸濠招》拿下，漂泊在外200多年的古籍终于回到天一阁藏书楼中。
《宸濠招》不但记载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明代历史，其200多年的离散与回归，也贯穿起几座著名的私家藏书楼的兴衰，记录了200多年来中华民族的衰落与崛起。通过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传奇经历，我们看到了中华儿女为了保存中华文脉，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。中华文明正因有他们，才得以生生不息，绵延至今。
参考论文：
吴真：郑振铎与战时文献抢救及战后追索、郭明芳：天一阁藏《宸濠抄》流传颠末、柯亚莉：天一阁藏明代文献研究、吕芳：抱经楼旧藏《明实录》流散考述等。
除注明外，本文图片均由天一阁博物院提供。
记者：黄加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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